贺龙元帅与土改：陕北义合会议元帅认真检讨-军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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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元帅与土改：陕北义合会议元帅认真检讨

文章来源：军闻天下更新时间：2008-11-12 9:07:16 点击数：

　从全国土地会议到义合会议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央工委所在地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详细地研究了中国土地制度情况及各地土地改革的经验，对“五四指示”进行了修订，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于10月10日正式公布。《大纲》正式规定了消灭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会议批判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照顾、维护地、富利益的右倾错误，但没有注意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民代表会”、“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这些口号，是在全国土地会议召开之前，在解放区的土改试点中提出来的。1947年１月31日，中央派康生、陈伯达率考察团到晋西北考察并帮助土改。康生在临县郝家坡，陈伯达在静乐县。在郝家坡，康生提出“查三代”，即本人、父亲、祖父三代中有过剥削的即是地富。破了产的也算，这样便把许多人查成破产地主或富农。他认为干部中凡是地富成分或沾上边的都是“石头”，提出“大小石头一起搬”，“拆庙搬神”。还提出了“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唱起了“进了村子找头头，找到头头找岔岔，找到岔岔就斗他，斗了大的斗小的，筷树林里选旗杆”的歌曲（筷树是一种丛生的树条子）。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土改试点中的极“左”政策，给晋绥土改造成了极大的恶果。不仅造成了组织领导上的混乱，而且还出现了乱斗、乱打、乱杀的现象。对于土改中的扩大化及出现的打人、杀人的错误，刘少奇在给中央的报告里曾经提到过。但刘少奇提及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中央及土地会议与会者的注意。这样，各地到中央开会的代表就带着注意反对土改中“左”倾的情绪回到各解放区。

    1947年11月1日至25日，西北局在陕北绥德县义合镇召开了各地委（绥属县以上）及边区一级机关干部党员大会。到会的约800余人。会议以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的决议与精神为中心，检查部门的各项工作，检查干部的立场，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彻底翻底子。贺龙、习仲勋、林伯渠、马明方、王维舟等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贺龙致开幕词，习仲勋做总结。会议当中，贺龙做了报告。

    贺龙重视解放区土地改革

    对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贺龙一直是很重视的。1946年晋绥军区高干会议后，为了加强部队群众工作的开展，军区政治部组织了两个工作团，分别到晋西北和吕梁前线去开展群众工作。在８月22日工作团临出发前，贺龙、李井泉同工作团人员进行了座谈。贺龙讲了自己当红军军长时，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经历。他对大家说：“今天，发动群众的政策没有变，只是内容是减租减息吐苦水，挖穷根子。”贺龙还要求大家：“要在部队里大讲根据地老百姓，有没有饭吃、衣穿？有没有耕牛、毛驴？炕上有没有被子？我们建军是靠老百姓，靠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同年９月15、16日两天，贺龙又分别同工作团成员谈了话。贺龙说：“现在的一切问题是地方工作，兵员补充，吃饭穿衣都要靠老百姓。地方工作做不好，什么工作也做不好。”

    在1947年５月６日晋绥军区建军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贺龙要求部队：“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要把建军的基础搞好，我军才能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来源，军队人员才能为保卫土地拼命斗争。”他举例说：“右玉战斗失利，我们两个连长被敌人包围，与敌顽强斗争，仍无法退出，最后壮烈殉职，都是家里分得土地的。”

    同年６月18日，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甘泗淇联名向部队发了训令，明确指出：“土地改革是我们全党当前的一个庄严的历史任务，是支持长期战争，争取革命胜利的中心环节。……军队必须成为贯彻土地改革运动的工具。……在部队内部要进行土地改革的教育，要使大家明确，彻底消灭封建剥削。”

    同年９月24日，贺龙与赵林、李井泉、张稼夫、武新宇等联名发布《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农民书》中向农民兄弟姐妹喊出：“咱们农村彻底翻身的日子来到了！”“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平分土地”。

    义合会议继续全国土地会议“左”倾错误的原因

    对于土地革命，贺龙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对于执行中央土改的指示，也是十分坚定的。但是由于康生、陈伯达在晋绥的土改试点中即存在着严重的“左”倾，而全国土地会议中不仅未予纠正，反而又把反对右倾作为主要内容。因此，贺龙对于土改中“左”的倾向将造成的恶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他在1946年晋绥军区高干会前，曾到静乐的大夫庄及岢岚的中寨进行了调查，发现了过重打击富农、严重侵犯中农利益等问题，并于９月在他领导下由分局颁发了一个方向正确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康生、陈伯达试点经验的干扰，由于全国土地会议重点反右，由于义合会议上虽然“有材料，并且很多，但是对边区具体的土地改革问题却反映不够”等，造成了贺龙对土改中的“左”倾错误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同时，对于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到土地革命的转变过程，贺龙当时“是没有弄清楚的”。还有，对于下面反映上来的有关土改的材料，由于战争的频繁和紧迫，贺龙等也缺乏详细深入的调查，而这些材料却又成了确定义合会议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依据，这也是促成贺龙对边区土改做出错误估计的主要原因。比如，有一段材料中称：“边区有新老两种地区，平分是否对老区适用？持适用观点者认为，老区是几十年前分过，当时一般来说，分得比较粗糙，兼之时隔已久，变化很大。现在看来，存在漏地主、以多报少等问题，加之地主、富农回收土地，造成大量公地被侵占，新移难民无地种等。另外，老区不仅有封建残余，且党内也不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因此也要和新区一样的发动群众分土地。” 　　西北局给毛泽东所写的报告中，也谈到了关于义合会议制定土改政策的依据。报告称：一、取消观点、右倾都存在。三边以地委秘书长李合友为主主持土改，他们认为三边地广人稀，地主一般自力耕种，剥削甚微。农村中没有阶级关系。二、在一些县以上干部中认为土改不是土地革命，还不是消灭地主阶级，不是阶级斗争。绥德分区县以上干部一般都这样认为。于是，他们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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