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御辱：中国为抗战寻求海外军事援助内幕-军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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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抗日御辱：中国为抗战寻求海外军事援助内幕

文章来源：军闻天下更新时间：2008-11-12 8:35:18 点击数：

   中国为抵御日本侵略进行备战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从那时起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苏联和美国是先后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并进行合作的主要国家。本文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考察这段历史，并着重探讨两方面问题：第一，中国与上述三国进行合作的背景及国民政府在寻求外国援助时主要的军事、外交和内政考虑；第二，这三个国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过程、规模及其在中国抗战中的作用。本文在结论部分，对中德、中苏、中美三种不同的合作模式进行了比较。

    一、德国顾问与德国军火输华
抗日御辱：中国为抗战寻求海外军事援助内幕

接受德国顾问训练的“德械师”
抗日御辱：中国为抗战寻求海外军事援助内幕

    从德国购买的FH18重型榴弹炮，是抗战中中国最先进的火炮
    1937年夏季抗日战争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指挥的中央军是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其中最精锐的“示范军”装备的是清一色的德式武器，中国主要的兵工企业依靠德国设备进行生产，甚至连中国的防御计划也是由德国军事顾问制订的。中日开战后的第一场重大战役“八一三”淞沪抗战，大约有70名德国军事顾问参与指挥，以致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将这一仗直呼为“德国战争”（TheGermanWar）。考虑到纳粹德国与日本的关系，这一幕似乎是奇特的；然而，这奇特的一幕自有其历史的缘由。

    中德之间的交往始于清王朝末年。那时，德国是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之一，中德关系的基础是不平等条约体系。在中德关系的早期发展中，德国便是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舰船和军火的主要国家之一。民国初年，德国占据着中国军火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德两国间的军火贸易得到迅速恢复，到20年代中期，德国再次占据了军火输华排行榜的首位。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这为中德之间开展军事和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早在１年以前，当蒋密谋反苏反共政策时，他就委托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曾留学德国的朱家骅物色适当的德国人选，以便日后与苏联决裂之时让德国人取代苏联军事顾问。蒋之所以青睐于德国人，直接原因是他认为德国军队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可作为改造中国军队的借鉴；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对德国人的好感与钦佩。青年时代，蒋即认为中国应向德国学习，主张把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作为指导中国实现统一的原则。后来，他甚至提出了一个口号：“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现实的需要加之由来已久的精神崇拜，使蒋介石坚定了联德的决心。1927年底，蒋在上海与朱家骅推荐的德军退役上校鲍尔会面，进行了为时一周的长谈。鲍尔就中国的军队建设和经济复兴提出不少建议，得到了蒋的赏识。

    1928年，组织德国顾问团的计划付诸实施。3月，南京政府派出以陈仪为首的代表团由鲍尔陪同赴德考察。代表团有两项任务，一是吸引德国大企业和财团加入中国的复兴工作，二是聘请德国顾问、尤其是军事顾问来华服务。这个代表团在德国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并同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了包括军火在内的价值100万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贸易合同，这是南京政府第一次从德国订购大批军火。当年11月，一个德国顾问团终于组成并启程赴华。值得注意的是，来华服务的德国人均以私人身份直接受聘于蒋介石，顾问团并没有得到德国政府和军方的承认。按照《凡尔赛和约》有关规定，任何德国公民即使以私人身份充当别国军事顾问都是非法的，因此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异常小心谨慎。但不管怎么说，南京政府与德国方面的军事经济合作由此开始。

    鲍尔理所当然地成为在华德国顾问团的第一任团长，在军事方面，他除提交了一些建议、初步组建起一支教导队外，主要任务是协助蒋介石打内战。1929年5月，鲍尔因在内战前线染上天花去世。从1930年5月至1934年5月，佛采尔受聘任德国顾问团团长。在华4年期间，佛采尔除协助蒋介石进行内战和“围剿”红军之外，也参与了中国军队两次对日作战的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即1932年初上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初热河的长城抗战。佛采尔任内，在华德国顾问团的活动开始得到德国官方的重视和支持。继佛采尔之后来华出任总顾问的是在德国享有“国防军之父”美誉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蒋介石对他倍加推崇和信赖，委之以极大的权力，甚至规定当他本人不在时塞克特具有代表他发布命令的全权。在短暂的10个月任期内，塞克特集中精力于加强中国的国防能力。应蒋介石的要求，塞克特还设计了从上海到南京间的江南国防工事，这条被称为“东方兴登堡防线”的工事是中国抗日国防的一项重要工程。1935年3月，塞克特因健康原因离华，他的助手法肯豪森将军接替他的职务，成为最后一任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一直采取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态度。他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列强没有联合或单独干涉日本侵华的可能，中国必须倾全力自卫。他主张，当中国军事力量尚不足以进行现代化战争时，可考虑“用持久战抗敌”，同时应将四川省作为抗日的“最后防地”。在整军备战方面，法肯豪森继续其前任确定的三项主要工作：训练一支精锐的机动部队、加强长江一线的布防和加快中国国防工业建设。
   随着德国顾问在华工作的展开，南京国民政府从德国购买军火物资、引进军工设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个过程以1934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双方的交易基本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南京政府购买的军火以枪械等轻武器和弹药为主，多用于内战，只是为装备德式“示范军”订购了少量重型武器。由于中方外汇储备有限，军火贸易的规模受到相当限制。后一阶段，双方改为实行易货贸易，这使得中国得以向德国订购大批军火，以弥补国内兵工生产的严重不足。1934年8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与塞克特的好友、德国商人汉斯·克兰秘密签订《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简称《中德易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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